在中国钱币博物馆的办公室，中国钱币协会副秘书长王永生向记者展示了一张元朝钱币的照片。钱币正面书有四字楷书“至元通宝”，背面却同时印有八思巴蒙文、畏兀儿文、西夏文三种民族文字。“元朝处于一个民族大融合，文化大交流的时期。钱币既要照顾不同民族文字的‘多元’，也要遵守圆形方孔的‘一体’。”王永生说。
在王永生眼中，这样一枚小小的圆形方孔钱，很可能隐藏着一段民族交融的历史。汉代五铢钱铸于中原，却在张骞出使西域后远走边疆，在维吾尔族世代居住的新疆和田大量出土；契丹人、党项人最初的贸易形式都是以物易物，不使用钱币，但都在北宋的影响下改用钱币交易……
辽西夏金元清，这些原本不使用钱币的少数民族政权，为什么都要在入主中原后开始铸造圆形方孔钱？“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后，特意选择‘天命’为年号，铸造印有满汉两种文字的‘天命通宝’，以此说明其政权的合法性，表示他认同华夏文明，”王永生说，“自秦创立‘圆形方孔’的钱币形制后，钱币就成为了一种中华正统身份的象征，见证了‘多元一体’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筑轨迹。”
王永生在“钱眼”里的这一连串发现，呈现出中华民族交融过程的一隅。此外，他基于对钱币与历史的“跨界”研究，先后编写了《钱币上的中国史》《三千年来谁铸币》《中国货币史话》《钱币与西域历史研究》《新疆历史货币》等学术专著。然而，长期以来，钱币研究与民族史还是两个泾渭分明的研究领域。“研究钱币的人，往往侧重辨别真伪，或是将钱币的发展和政治经济结合起来。研究民族史的人也很多，但钱币很少出现在他们的视线内。”王永生说。
谈及将钱币与民族联系起来的契机，王永生将视线微微抬起，看向了他生活与成长的地方——新疆的方向。“我父辈支边到新疆，我是在伊犁长大的汉族人。村里三百多户人家，汉族连十户都不到。我当时就想，周围这些维吾尔族人的生活习惯，他们的长相和服饰，为什么跟汉族不一样？”王永生说。
成长于多民族社区的经历，让王永生产生了对维吾尔族的浓厚兴趣。他早早地开始翻阅书籍，了解新疆民族历史，并在大学期间系统学习了维吾尔语。王永生大学毕业后，凭借自己对新疆历史和维吾尔语的了解，参与编写《新疆钱币》一书。从公元一世纪的“汉佉二体钱”，到1951年发行的背印维吾尔文的人民币，该书囊括了两千多年间新疆地区历史上铸造或流通的货币，也让王永生打开了通往货币世界的大门。
1989年，费孝通先生提出“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”，王永生意识到，自己正研究的货币，刚好能清晰地体现出中华民族“多元一体”的特点。农耕文化所产生的布币，渔猎文化所产生的刀币，楚地文化产生的蚁鼻钱，本来如满天星斗般遍布中华各地。秦统一后，确定“圆形方孔”为钱币标准，被后世王朝沿袭使用了两千多年。“古代钱币作为国家主权的象征，最直接地体现出了统治者的意志，是各少数民族认同华夏文化、自视为正统的一个重要象征。”王永生说。
不仅如此，不同于书法绘画、桌椅碗碟等文物，钱币的流通范围覆盖了历代王朝的疆域，见证了更广泛的历史。上到王侯将相，下到普通百姓，只要是参与到社会经济活动当中，就离不开使用钱币。“有钱的人用瓷器、没钱的人只能用陶器，贵族穿丝绸，老百姓只能穿麻布。但钱币不一样，它真真切切地参与到了所有人的社会生活中。”王永生说。
时至今日，见证过民族融合的“圆形方孔”钱成为了历史遗物，但早期的人民币设计中仍然包含着民族团结的主题。第一套人民币加印了少数民族文字版；第二套5元券正面选用了“各族人民大团结”的情景；第三套10元券在左上角印有蒙古族、藏族、维吾尔族、壮族等四种少数民族文字。“新中国成立后倡导各民族‘平等、团结、互助’，这种关系就体现在了人民币上。”王永生说。(完)
(《中国新闻》报记者李腾飞 作者任德辉)